越城分局办公室韩惠琴

 

现在，家里书柜塞得满满当当、挤挤挨挨。有时候，抽出一本书，想再塞回去，还得左挪右移好一会儿。书时常买回来，可书柜就那么大，于是乎，床头柜、书桌、电视柜等地方都堆满了书。去年，单位里要捐书，我捐掉了好几本，一些儿子看过的书，如绘本、注音的书籍，我都打包送邻居、送朋友、送亲戚。家里谁的书最多？当然是儿子。与儿子相比，我读小学时真的相当寒酸，家里除了学校里的课本，还有几本武侠书，如《射雕英雄传》、《萍踪侠影录》（这是父亲从上海打工回来时，在火车上买的。这些书，一些读初中的邻居特喜欢看，一个个排队等着。），再也没别的书。

与村里的同龄孩子比，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读小学六年级的那个春节，我记得是正月初二，父亲带着我坐公共汽车到城里，哪儿也没去，唯独带我进了新华书店。在新华书店，父亲花42元钱给我买了一本《中华文化辞典》。42元钱，现在能干什么呢？买不到2斤排骨，买不了一个蛋糕。可在30来年前，42元钱还是很值钱的。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个学期的学杂费还不到50元。营业员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他用牛皮纸小心翼翼地给我包裹这本辞典，一边包，一边笑着对我说：“小姑娘，买了这本书，压岁钱不能再要了的！”包好后，又用塑料绳结结实实地把书捆好。一直以来，父亲对我读书都是很支持的。

这本辞典，为我打开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我读小学时，六年级开始有历史课，那首“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的朝代歌，今天我依然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不过那本历史书薄薄的，只是粗略地讲一些历史内容。为了更详细地了解这些人，这些事，我喜欢在这本大辞典上查一查。到了初中，我的历史成绩很好。因为书中讲的什么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什么唐太宗李世民，什么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什么杯酒释兵权，我早就在辞典中看到过了。有一次历史考试，让我们说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我马上答出了巨鹿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除了历史课，我还喜欢上语文课，语文成绩也不错。那时，学到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捕蛇者说》，我又到辞典上去查柳宗元这个人了。由柳宗元我知道了“唐宋八大家”，并把韩愈、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等都又一一查了个遍。每次语文书上出现一个作家，我都会查辞典，并一字不漏地把他的生平抄下来。后来，要介绍哪个作家的生平，语文老师就让我来介绍。这么一抄，不仅加深了我对这位作家的印象，还顺带着练了字。有一次，我们玩一个游戏——说出历史上与你同姓的名人。因为我早就在辞典上查过了，所以一口气说出了好多。看着同学一脸惊讶的表情，我心里一阵窃喜。

有了知识的积累，我和父亲越来越有聊天话题（父亲的历史知识也不错）。这些，母亲是不懂的，因为她目不识丁。有时，母亲也会吃醋，说我和父亲有聊不完的话，和她却不怎么说话。夏天，我们在河岸边、大桥上乘凉，我也能和一些有文化的邻居聊些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了。邻居们也会夸我说：“小姑娘记性真不错！知道的东西这么多！”

看书喜欢纠错的习惯也是看这本辞典时养成的。那时，语文书上有篇茅盾的《白杨礼赞》，介绍茅盾是桐乡乌镇人，但我的辞典里却写成了“鸟镇”。那时看《傅雷家书》，知道傅雷字怒安，但那辞典写成了字“恕安”。我就给辞典尾页上印着的出版社写信，告诉他们印错了。虽然此信杳无音信，但看书喜欢纠错的习惯保持下来了。有时觉得自己适合做校对工作。儿子也像我，发现书上有错误，喜欢给编辑部发电子邮件。他比我厉害，编辑部两次都发邮件给他，感谢他指出了他们的错误。

后来，我学了医。可心里还是喜欢文史的。在部队时，我做了一件很任性的事。2001年，师傅好不容易为我争取到了到第三军医大学脱产学习两年的机会，可我在三军大待了2个星期，就打退堂鼓，做了逃兵。好在师傅不怪我。现在想来，真对不起师傅。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回来后，我继续参加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的自学考试，这是我喜欢的。那时，工作比较清闲，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看书学习。花了两年半时间，我拿到了南师大的自考本科文凭。单位领导很不错，不光给我报销了书费，还把我评为自学成才先进个人。

如今，我从事的工作，与医学无关，与文史无关。但我还是喜欢看文史方面的书，听文史方面的广播。如《明朝那些事》、《唐朝那些事》、《世界通史》、《张居正》、《大清相国》、《苏东坡传》、《大唐：如此江山》等书，和儿子一起听《讲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讲给儿童的世界历史》、《林汉达春秋战国故事》、《林汉达秦汉三国故事》、《公孙爷爷讲史记》、《土豆爸爸的时光机》。说得难听点，我其实有点不务正业。

现在，查资料可以百度，看书有很多电子书籍，但我还是喜欢看纸质书，我喜欢翻书折书的感觉，喜欢在书上涂涂划划，喜欢对着书抄抄写写。我觉得翻过的书、划过的书是有温度的，有感情的，有回忆的。近30年过去了，这本《中华文化辞典》的封面已经斑驳，纸张已经泛黄，但我偶尔还是会打开它，因为书里有我的青春，书里有我的回忆，书里有父亲对我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