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区公安分局 张立民

现实不是我们的。我们对于现实，连了解都算不上。仓颉造字。如果真有仓颉其人，他造了字，这说明了什么。如果仓颉造了一万个字，其实就说明，他说了一万个慌。后人追随其业，不断地造字、整理，就等于在继续说谎。

说谎是件好事。我们的始祖，对世界一无所知，懵懵懂懂几十万年下来，也是完全就着本性生活。后来结成大群体了，这些大群体里的生活规则，也是遵循了本性。本性是什么，本性就像山崖边的两块石头，一块大，一块小；然后下大雨，雨水冲下来，小的那块石头就被冲到山崖下面去了，然而大的那块石头还在。这就是本性。强者生，弱者灭。这种本性，导致了山崖边上剩下了孤零零的一块石头，强且孤独。当我们的祖先脸上还生毛毛的时候，那时晚上不能玩微信只能坐在小山坡上仰望星空的时候，他们在思考，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到底好不好。然后发现，有一半好，有一半不好。好在哪里呢，强者存。不好在哪里呢，孤独。如果完全按照这个本性来。几百人的部落最后只能剩下一个人了。等到只剩下你一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对岸的几十人的赢弱的异族过河来，就可以轻松将你灭了。所以，部落生活的最大使命，不是随着本性的规律走，而是要让部落里的弱者活下来。

让弱者活下来，必须要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不但弱者相信，强者也要相信。这个理由要比人类的本性都要强，这就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保护弱者的“棚”。

但是文化这种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世界万物”，本来就不存在。怎么办呢，造呗。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任何一个善于说谎的人，都有心理疾病。从某种角度说，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才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

远古的文化掌握在“疯子”手里。疯言疯语最通神。当他们还在钻木取火的时候，人就开始疯了。人类疯了以后，才开始有文化。人类有了文化，弱者才得到很好的保护。弱者得到保护了，部落才得以生存。部落强大起来后，人们就更加感恩于文化。到这时，部落里地位最高的，不是能三拳打死一只棕熊的壮汉，而是懂文化的人。部落还是母系社会时，文化部长是巫；父系社会里，是觋。

世界上最坚硬的一块铁，它的构成的最微小的因素，是“空”，什么都没有。世界上最恢宏博大的一套文化，它的构成的最微小的因素，是“空对对”，空对对的几个笔画构成一个字，空对对的几个字构成一句话，空对对的几句话构成一段文，空对对的几段文构成一部书，空对对的一些书构成一家学派，空对对的一些学派构成一个文化体系。

文化本身就是虚无，宛若无数个谎言的细胞架构成一个可爱的少女。我们因为喜爱她，所以以为这一切是真的。我们相信文化是真的来对付人的本性。孔子、老子、墨子、孟子等这批先贤们，就是电影《楚门的世界》的幕后设计者和操控者，汉朝诸儒生是进入楚门的生活圈里的各式扮演者，或他的妻子，或他的同事，或早餐店主，或一个孤独的在过马路的老人。这些角色扮演者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刘歆，这个汉朝极具天赋的大谎言家对幕后导演们的剧本有超乎常人的发挥，他说在孔子的家壁里发现了《古文尚书》（谎言合谋者是孔安国）。而楚门是谁，楚门就是两千年来的莘莘学子，就是我们。这个电影演到南宋初年的时候，“楚门”稍稍的“惊醒”了一下，觉得这个早餐店主和自己的妻子甚为可疑，这个南宋的“楚门”叫郑樵，他率先对身边的世界（儒家经典）提出怀疑，不但觉得古史不可信，甚至觉得《诗经》和《尚书》也不可尽信。

这个“楚门”是犯大忌了，他是在挥起锄头挖汉朝儒生们苦心建筑起来的谎言之墙，不但触犯了儒学的根基，也深深伤害了南宋以来一直到清朝的“相信一切都是真的”的“楚门”们的感情。因此他被骂了几百年。

到了清朝，作为怀疑者的“楚门”们多了起来，他们毕生的功课就是纠出历史上的说谎者，找出伪史实和伪经书。甚至以为，历史在东周以前，都是谎言，历史在上古部分，是由层层的谎言积累起来的，就如黄河底的积泥，这些“谎言之泥”层累的构成了我们华夏灿烂的上古文化，什么伏羲神农，什么三皇五帝，什么尧舜禹。

一切都是敢冒大不韪之论，到处都是像胡适钱玄同章太炎康有为廖平章学诚等敢冒大不韪之人，整个汉朝的儒生世界变成了“抖音世界”，他们在地底下瑟瑟发抖。

觉醒后的“楚门”们的这些论点和文章，是“科学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真”，无数支“真的利箭”射向宋明理学，射向汉朝经学，射向老子孔子，射向大禹和尧舜。正如五四运动那样，学问家们具有摧毁一切之大力，谎言的细胞纷纷解散，美妙的“文化少女”此刻变成了一具古铜色的骷髅。他们还我们一个世界的真。真实的文化世界满目苍夷，到处都是残砖断垣。

真实不美，真实很凄凉，真实的世界不适合我们久于文化熏陶的“楚门”们生活。比如大禹，这个伟大的古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在科学的学问家那里，是一条龙（王伯祥），是一只蜥蜴（顾颉刚），我们绍兴每年的祭禹大典难道纯粹的是在祭奠一只蜥蜴？我们的神经受不了。

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军从金华过来，顺利的占领了丰惠这个江南小县城，然后烧杀抢掠。令人尊敬的农民起义军每过一个城市，都实施“三光政策”，调皮锝不要不要的。“粤寇”走了后，丰惠县城的政府工作人员才陆续从野山谷里逶迤过来，继续办公。他们一进县城才发现，找不到一套完整的房子用于办公，全都毁了，只好临时租用农民的房子。这个事件可以作为一个比喻来形容晚清民国的学者们把“楚门的世界”毁掉之后给人带来的灾难。这个叫丰惠的“楚门的世界”只不过给农民军“三光”几天，我们璀璨的汉学文化从清初顾炎武戴震阎若璩开始，到后来的五四运动的那些闯将们，“三光”了三百年，该毁的都毁了。汉儒们苦心建立起来的儒家之尊严，像多米诺骨牌那样瞬间倾倒。这种有破之功无立之力的追求真相的做法把我们重新拉回到陨石纷纷坠落的恐龙灭绝的内心世界，每天四处躲避而不得安生。

我始终以为，残害人类的不是疾病，而是内心。内心世界就是右述那个恐龙灭绝时的陨石纷纷坠落的世界，现实中的房子无法挡住陨石，必须要构筑心灵之房。这心灵之房就是文化和信仰，它能阻挡内心之风雨，保全我们的生命。

心灵之房用什么材质构筑，钢筋水泥吗，不是。它是用谎言来构筑的，由无数个谎言经过几代甚至几十代人苦心经营构筑起一个可以躲避风雨的可信的大厦。历史上任何一个哲学命题在它的起初，都基于一个谎言（假设）。哪怕是科学的学问家们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做学问的方法，他们的基石也是谎言。就如逻辑证伪主义表述的那样，任何一种真理只有被证明错误的时候才能获得此真理的“真理性”。也就是说，一门学问，一个文化体系只有被人不断地证明在说谎，它才具有真实性。遵从归纳法的做学问的方式是经验主义，“科学的方法”就是不科学。

所以我说，在学问中说谎是一种美德。谎言的疗效不可低估，真理的摧毁历历在目。晚清疑古派在摧毁之后缺少构建的能力，由此带来的坏处多多。正如妻子知道丈夫出轨然后提出离婚，虽然她明了了“真相”，但是不复有此前谎言中的幸福的生活，摆在她面前的是破残疲倦的辛苦的余生，很不快乐。

此文本想作为一封信写给顾颉刚先生，但是他早去世近40年了；也想发表在胡适痔疮割掉之后在上海创办的《读书杂志》上，可惜那个杂志在民国未尽时早已停刊。